《胆巴碑》与襄阳之战的官方神话 | 叶展
《胆巴碑》全名为《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又称《帝师胆巴碑》，纸本碑稿，纵三十三点六厘米，横一百六十六厘米，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撰文书写于元延佑三年（1316年），现存故宫博物院。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后，中国古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书法以行楷著称，别开天地，自成一体，号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合称“楷书四大家”。
《胆巴碑》是赵孟頫六十三岁时所书，是其行楷的代表作。字体秀美，既有楷书的端正严谨，又含行书的灵动飞韵，历来评价极高，被称为“古劲绝伦，品属第一”。
帝师胆巴，是藏传佛教高僧，后来服侍元廷，历经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两朝。他死后被追认“帝师”尊号。胆巴生前曾在龙兴寺（今河北正定隆兴寺）主持工作。在他去世十三年后，龙兴寺的僧人上书元帝，希望为老领导在寺中刻石立碑，以示怀念。元帝准奏，命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赵孟頫撰文并书写，这就是《胆巴碑》的来历。
胆巴在忽必烈一朝效力之时，正是蒙元攻灭南宋的关键时刻。
这位胆巴帝师，曾经在蒙元灭亡南宋的过程中，起到重大的作用。甚至襄阳之破，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黄蓉夫妇所守的襄阳，都和他大有干系。
胆巴其人
胆巴（1230年－1303年），青海玉树人，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元朝国师，死后追认帝师。
国师和帝师都是元朝统治者给予藏传佛教高僧的尊号。帝师是最高级的，表示连皇帝都要对其执弟子之礼。帝师掌玉印，负责皇家的佛学教育，统率管理天下僧尼，而且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领袖。国师则低一等。
胆巴在世的时候只是国师，死后才被追认帝师。他能够在死后获得这一尊号，和他生前的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机有关。在《胆巴碑》中，是这样描述的：
师始来东土，寺讲主僧宣微大师普整、雄辩大师永安等，即礼请师为首住持。元贞元年正月，师忽谓众僧曰：“将有圣人兴起山门。”即为梵书奏徽仁裕圣皇太后，奉今皇帝为大功德主，主其寺。… …且预言圣德有受命之苻。至大元年，东宫既建，以旧邸田五十顷赐寺为常住业。师之所言，至此皆验。
胆巴初到中国的时候，龙兴寺的主僧宣微大师普整、雄辩大师永安等人，马上邀请他担任龙兴寺的主持。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的正月，胆巴突然对龙兴寺的僧众说：“将要有一位圣人帮助龙兴寺复兴光大！”他马上用梵文书写奏章，提交给元成宗的母亲徽仁裕圣皇太后，申请让元成宗二哥的二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将来的元仁宗，为龙兴寺的功德主，成为龙兴寺名义上的首领。胆巴并且预言他将获得天授的皇帝大位。
在元成宗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就押宝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身上，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赌局。
元成宗自己是有儿子的。按照常理，他不会将帝位传给自己早死的哥哥的儿子，更何况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次子。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哥哥叫海山，立有边功。
但是后来元成宗自己的儿子夭折，两年后元成宗自己病死。海山兄弟的机会来了。
兄弟俩紧密配合，无间合作，上演了一场夺权大戏，成功地夺得了帝位。
他们事先商量好，夺来的富贵两人分享，兄终弟及。
哥哥海山先当皇帝，就是元武宗。
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在登基之后，按照约定，立弟弟为皇太子（元朝皇帝继承人的称号）。
仁宗被立为皇太子后，将旧宅和田地五十顷赐给龙兴寺作为固定产业。胆巴十二年前做出的预言，至此得到应验。
后来仁宗登基，此时胆巴已经去世。仁宗感念胆巴早年对他的慧眼识英，追认其为帝师。并在龙兴寺僧众的请求下，下令赵孟頫撰文书写《胆巴碑》，立碑于寺。
胆巴主要活跃于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两朝。他是被元世祖的帝师，萨迦派另一位高僧八思巴在西藏发现并带到中国的。
八思巴在十七岁成为萨迦派领袖，二十五岁的时候就被忽必烈拜为国师，统领天下佛教徒。三十五岁的时候更被拜为帝师。
胆巴比八思巴年长，他后来成为八思巴的重要助手，服侍元廷达三十多年。
胆巴在元初的事迹，见于各种汉藏史料（因为藏传佛教对元朝统治阶级影响极大，导致元朝的很多史料保存在藏文资料中）。这些事迹，近于神话，展示了他在蒙元灭宋中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一切，可以从襄阳说起。
襄阳之战的官方神话
襄阳之战，是蒙古灭亡南宋的关键之战。
纵横欧亚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在襄阳这座城市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啃的硬骨头。广义的襄阳之战，前后达三十八年，双方一直在你争我夺中不断拉锯。而狭义的襄阳之战，即最后一次襄阳保卫战，则发生在忽必烈继位之后。他听从降将刘整的建议，调整了攻宋策略，从传统的西路进攻四川，改为中路突破，将进攻重点定在襄阳。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打响，到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守军力竭投降，整整耗时六年。
襄阳失守之后，南宋就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防线，迅速败亡了。可见襄阳之战对南宋国运的重要，是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襄阳的失陷，导致南宋的灭亡，汉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被异族征服，可谓是刻骨铭心之痛。而旷日持久的惨烈战斗，其中必然涌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有关襄阳之战的各种故事在国破家亡后，并未湮灭，而是故老相传，薪火不绝。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充实，或添枝加叶，最终被传奇化甚至被神话，成为人们心中无法铲灭的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传奇化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就编造出郭靖黄蓉夫妇义守襄阳，神雕大侠杨过在城外投石击杀蒙哥汗等故事。
在有关襄阳之战的传奇故事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官方神话”。几乎在襄阳之战的同时，就出现了蒙古官方构建的关于襄阳之战的神话。这些官方神话，和民间神话截然不同，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传播，并被记载在各种汉藏史料中留存下来。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蒙宋决战，不仅在战场，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一个异族征服者，面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征服的不仅仅是土地与城池，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思想与文化。只有实现了思想上的破坏，文化上的压制，才能真正让一个民族屈服。关于襄阳之战的蒙古官方神话，就是一种舆论战工具，力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南宋军民进行压制，以配合战场上的军事进攻。
在官方神话中，蒙宋的两尊战神先后出场。
代表南宋方面出场的，是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是汉人的北方之神和战争之神，是宋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道教大神。
宋朝因为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在中国北方无险可守。游牧民族时时纵马南下，在平原地区势不可挡，所到之处，烧杀劫掠。这种威胁成为萦绕北方几代汉族人民的梦魇。为了安定民心，让北方人民产生神佑天助的安全感，北宋诸位皇帝在民间原已存在的龟蛇玄武信仰的基础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竖立了真武大帝的人格化形象，作为庇护北方的战争之神。
真武大帝的官方形象是“仗剑披发跣足，踏腾蛇、八卦、神龟，部领三十万神将、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狮子、毒龙猛兽”。这种威猛的形象和强大的势力，让信众在冥冥臆想中有了战胜现实中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滚滚洪流的力量。真武大帝信仰成为抗击异族的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在军营中影响尤甚。北宋名将狄青甚至刻意在上阵的时候模仿真武大帝的装扮，以致于当时就有民众传说他是真武大帝转世。
从宋朝统治者给真武大帝的各种封号中，不难看出人们赋予他的各种希望和符号：“……齐天护国，安民长生，感应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乱……”！他的身上，寄托着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人民对安定生活的企盼。正因为如此，虽然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造神运动，但真武大帝马上受到了底层民众的普遍欢迎。鼎盛时期，祠庙遍地，香火旺盛，成为北方道教第一大神。
真武大帝和武当山有紧密联系。武当山被认为是真武大帝神功练成后飞升之所。真武大帝信仰以武当山为本山，发展出非常正规的教团组织，势力强大。甚至连武当山的名字也源于真武大帝，“武当”的意思是“非玄（真）武不足以当（挡）之”。这句话有多种解释。其中最粗浅的，也是民众最能接受的，就是只有在真武大帝的佑护下才能抵挡北方游牧民族。
到了南宋末年，对浴血奋战抵抗侵略的南宋军民来说，真武大帝更是重要的精神支柱。重大军事行动前，往往有向真武大帝祈祷的仪式。比如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在襄阳被蒙古短暂攻占后，南宋名将孟珙在武昌城设立冲霄坛，祈祷真武大帝的庇佑和帮助，然后领军出击，取得了齐安之捷，遏制了蒙古的进攻态势。真武大帝对南宋士气民心之重要，可见一斑。
代表蒙古方面出场的，是一尊外来的神——从藏传佛教请来的大黑天。
大黑天，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梵语：महाकाल，转写：Mahākāla，藏语：ནག་པོ་ཆེན་པོ།，音译为摩诃葛刺，摩诃迦罗等。在梵文中，Mahākāla由摩诃（Mahā，意思为大）与卡拉（kāla，意为黑色，或时间）组成，字面意思为大黑。
大黑天形象狰狞。他遍体青黑，三目圆睁，鬃毛竖立，头戴五骷髅冠。胸前挂着一串新鲜人头，血犹滴沥。身有六臂，其中左手捧骷髅碗，内中盛满人血。
帝师八思巴将大黑天介绍给忽必烈，使得大黑天在蒙元迅速获得官方地位，蒙古人开始把大黑天当作他们的军神。
在元代柳贯的《护国寺碑》碑文中有记载：
“初太祖皇帝肇基龙朔，至于世祖皇帝绥华纠戌，率成伐功，常隆事于摩诃葛剌神，以其为国持赖，故又号大护神，列诸大祠，祷辄响应。”
碑文说元世祖忽必烈四处征伐的时候，经常向大黑天（摩诃葛剌）祈祷许愿，大黑天则有求必应。忽必烈将大黑天作为护国大神，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立祠庙。
到后来，元朝的新皇帝受命之初，都要受戒九次，接受大黑天灌顶才能正式登基。
在所有供奉大黑天的祠庙中，最重要的是河北涿州的护国寺。据说当时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大军攻打南宋。大军出发前，忽必烈问八思巴：“这次我派伯颜领兵攻打蛮子地方如何？” 八思巴说：“伯颜的能力足以胜任。我也会为他新设法坛，乞求吉兆！”于是八思巴派遣胆巴和尼泊尔建筑大师阿尼哥，在涿州护国寺兴建起一座神殿，名为依怙（hù）殿，“结构横丽”，极为壮观。殿中最重要的塑像，就是大黑天神像，由胆巴亲自开光，仪态威严，面向南方，以示征服南宋之意。
涿州当时位于南北交通要路，北上的商旅和南下的军队，必由此过。在这个地方设立依怙殿，安放大黑天神像，作为征服南宋的决心和象征，可谓赚足了眼球，因此在各种史料中不断被提及。
蒙军南下，襄阳是双方激烈交锋的最前线。大黑天和真武大帝，分别代表两个国家的两尊战神，就不可避免地在此产生交集了。
元末僧人念常在《佛祖历代通载》中记载了襄阳之战的一则官方神话。
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
蒙古兵南下攻宋，围困襄阳。经过长期围困，外援无望，弹尽粮绝，濒于绝境的襄阳守城官兵举行了盛大的扶乩仪式，请求真武大帝的指示，并祈祷他的庇护。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真武大帝通过降笔给大家降下神谕：“有大黑神，领着军队从西北方面来，我也需要逃难去了！”于是军民士气受到极大打击，襄阳最终投降。后来蒙古兵打到常州，又遇到抵抗。城破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一尊黑神进入城市。常州居民并不知道这是摩诃葛刺神显灵，也就是汉人口中的大黑天神。而大黑天这么灵验，是因为胆巴师父事佛虔诚，所以才能随祷而至。
扶乩，又称降笔，是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扶乩仪式，与神灵沟通，获得神谕。扶乩仪式需要正、副乩身各一人，另需唱生二人及记录二人，合称为六部（三才）人员。正副乩身在仪式中会被神明附体，在一种催眠状态下，用一个Y型的桃木和柳木合成的木笔，在沙盘上快速写字，唱生马上将字迹念出来，然后记录生抄录成为文字，最后对该神谕作出解释。
这个故事有多个不同版本，在南宋灭亡前后广为流传。不同的版本有共同的要素，即真武大帝降下神谕躲避大黑天。很明显，这是一种蒙元官方所需要的叙事。在官方神话中，蒙古的战神吓跑了南宋的战神，外来宗教压制了本土宗教，征服者已经从精神上瓦解了被征服者的抵抗意志。
神话中的这次扶乩仪式，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真实发生过。他们认为可能是蒙古奸细收买了扶乩的操作者，从而制造出负面的扶乩结果，成功瓦解了守城军民的斗志。这种猜想脑洞挺大。我们其实不妨进行另一种猜想：在经过六年苦战后，南宋援军多次破围失败，守城军民已经看不到希望。他们已经在精神和体力上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特别是主将吕文德病逝后，军心更加动摇，已经有内部人员在考虑投降事宜。这个扶乩仪式，实际上是给最后的投降一个体面的理由。已经绝望的守将，借真武大帝降笔，让投降变得可以让民众接受——连神都跑了，我们跑不掉，只好降了！
在官方神话中，蒙古军队攻城略地，大黑天一路随进，对南宋军民行了心理战和舆论战。
这些故事，被蒙元官方宗教体系所认可，国师帝师甚至亲自参与其中。召唤大黑天到军前效力的，对其指挥自如的，正是胆巴。
据史书记载：
帝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神云何不出气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请。不日而宋降。
元世祖忽必烈命令丞相伯颜统军攻打南宋，但一开始战事不顺利。于是皇帝问胆巴师父：“咱们这边的保护神怎么不灵啊？”胆巴答复到：“要让人给你做事情，得给他下达命令。需要神佛的助力，就得去恭敬地拜请。”于是皇帝举办了隆重的仪式来请佛，此后战事果然顺利，南宋很快投降。
胆巴不仅深度参与了在涿州建庙的活动，还亲自开光请佛，召唤了大黑天到军前效力，为蒙古灭亡南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大黑天官方神话中的灵魂人物。
大黑天的官方神话，在南宋灭亡后并不中止，而有发展。《汉藏史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当蛮子国王及归降之众到来时，有人给他们指示涿州依怙殿，彼等说：“在我们地方，望见军中出现一大黑人及其侍从，原来大黑人住在此处。”
这则故事中，被元军押解北上的宋恭帝一行，在前往元大都的途中，路过涿州。有人给他们指示依怙殿中的大黑天神像。他们说：“我们在江南的时候，看到军中出现一个黑巨人和其随从。原来黑巨人住在这里啊！”
通过被征服者之口，强化了大黑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南宋灭亡后，元朝统治者在江南各地建造寺庙，立起大黑天神像，让汉人膜拜。
到元朝末年，这些大黑天神像又被江南义军破坏殆尽。唯一留存到今的，是杭州市西湖东岸吴山东南麓宝成寺的“麻曷葛剌”造像。它开凿于南宋灭亡后近半个世纪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
被蒙元官方神话所打压的真武大帝，并未消停。甚至在蒙元征服江南不久后，各种民间神话就开始出现，与官方叙事相对抗。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南宋刚灭亡时的一个故事：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锓刻于梓，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后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年），江南刚刚平定，民间就盛传真武大帝在武当山通过扶乩传下神谕，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西江月》词牌。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后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
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真武大帝的神谕，充满了各种暗示和预言，更像是一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宣言。第一句“九九乾坤已定”，就预告了元朝的寿命是九九八十一年（明朝人的解释是从宋恭帝降元被封瀛国公到朱元璋起兵和阳，间隔八十一年）。胡虏无百年之运！“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则预言胡人将哪儿来哪儿去。无数汉人儿郎，因为这民间神话的鼓舞，重新燃起了反抗之火。
赵孟頫的无言抗争
我们已经知道在官方神话中胆巴为蒙元灭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回看《胆巴碑》的碑文，不禁心生疑惑。他那些广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他驱动大黑天助攻的业绩，为何在碑文中没有提及？
碑文的作用，不就是为碑主歌功颂德吗？很多碑文甚至无中生有，将碑主的功绩吹得天花乱坠，只要能扯上边的一定加入，导致注水严重。
《胆巴碑》恰恰相反，缩水严重。
《胆巴碑》的文字极精炼，提及胆巴在中国的功绩，只有下面一段：
至元七年，与帝师巴思八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子也。帝师告归西番，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迦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武宗皇帝、皇伯晋王及今皇帝、皇太后皆从受戒法，下至诸王将相贵人，委重宝为施身，执弟子礼，不可胜纪。
这一段实写的只有三件事情。第一是八思巴回西藏后将中国教务托付给胆巴。第二是他在五台山建立道场，祭祀大黑天。第三是他收了皇帝皇亲国戚诸王将相作为弟子。剩下的文字，全是用华丽的文字虚写，比如“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
在其它文献中屡屡出现的涿州建庙、请大黑天，襄阳笔降诸事迹，无一提及。
难道赵孟頫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请大黑天和襄阳笔降等事迹属于虚妄之事不值得引述？
显然不是。
我们可以怀疑赵孟頫是有意忽略了胆巴的这些事迹。他不愿意在文中具体提及这些事情。
这可能是他无言的抗争。
赵孟頫是宋皇室后裔，汉人文化精英的代表，却在宋亡后被迫侍元。虽然他备受三朝皇帝的恩宠，但南方士人普遍视他为贰臣。
他晚年有一首诗，名《自警》。
齿豁头童六十三，
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砚情犹在，
留与人间作笑谈。
“一生事事总堪惭”可以说是他一生背负道德原罪，充满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
作为南人，他自然理解真武避大黑天这故事的指向，也明白依怙殿中面向南方的大黑天神像的寓意。
赵孟頫同时是虔诚的真武大帝信徒。
甚至他自己就是一个真武大帝托梦故事的主角。
虞集，元代文学家，赵孟頫在翰林院的下属和密友。在他的《玄帝画像赞》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真武大帝托梦给赵孟頫的故事。他说赵孟頫十分信奉真武大帝。有一天在独处的时候，梦到真武大帝在他面前现身， “被发跣足，玄衣宝剑，坐临崖谷”。真武大帝对赵孟頫说：“我知道你诚心笃信。你的绘画水平高超，和前代大画家顾恺之和陆探微可以一比高下。我的真容，你仔细记好，将来绘画出来广为流传，让民众瞻仰！”赵孟頫从梦中惊醒，只见明月在户，满屋香气。他马上取来烛火，按照自己梦中的印象来绘制真武大帝像，一连画了三十多张，栩栩如生，分毫不差。
赵孟頫画的简直就是真武大帝官方认可的证件照啊。
作为真武大帝信徒的他，自然不可能将襄阳笔降这样矮化真武大帝的故事写进碑文中。
于是他选择了虚写。
其实我们仔细看碑文中“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这十六个字，其实就是襄阳之战神话中的“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只不过赵孟頫将胆巴的所有具体神迹隐去，用 “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这八个字一笔带过。
这样的后果是碑文中的胆巴神迹全无，事迹单薄。
为了充字数，他甚至在碑文中插入大段讲述龙兴寺历史的内容，即使那些内容和胆巴毫无干系。人们初读碑文，往往觉得其结构失调，喧宾夺主，不是一篇好作文。但了解了赵孟頫所拥有的南人和真武大帝信徒的双重身份，也许就能理解他在撰写碑文时的苦心。
龙兴寺中无胆巴
胆巴当年担任主持的龙兴寺今日尚存，是河北省正定县的重要旅游景点。它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初名龙藏寺，宋代改为龙兴寺，在清代被康熙帝改名隆兴寺并沿用至今。
当地群众一般通俗地称呼隆兴寺为大佛寺，因为寺中有一尊几层楼高的铜铸大佛。关于这尊大佛的来历，《胆巴碑》中有详细记载：
龙兴寺建于陏时，寺有金铜大悲菩萨像。五代时契丹入镇州，纵火焚寺，像毁于火，周人取其铜以铸钱。宋太祖伐河东，像已毁，为之叹息。僧可传言，寺有复兴之谶。于是为降诏复造其像，高七十三尺，建大阁三重以覆之。旁翼之以两楼，壮丽奇伟，世未有也。繇是龙兴遂为河朔名寺。方营阁，有美木自五台山颊龙河流出，计其长短小大多寡之数，与阁材尽合，诏取以赐，僧惠演为之记。
龙兴寺建于隋朝，那时候寺内就有一尊铜铸的大悲菩萨像。五代的时候，契丹入侵，纵火烧毁了寺庙，铜像也受到破坏。后周世宗柴荣，奉行排斥佛教的政策，将铜像残余的部分融化了铸钱。宋太祖赵匡胤讨伐北汉的时候，路过这里，听到佛像已毁，为之叹息。寺里的僧人对宋太祖说当年铜像被毁的时候，在莲花宝座上发现了“遇显即毁，遇宋即兴”的谶语。“显”，是指周世宗的显德年号。因为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大佛残留的部分在显德年间被毁。这谶语显然有助于宣扬赵宋替周的合法性。因此宋太祖很高兴，马上下诏重铸佛像，高七十三尺。又在佛像外建三层的大悲阁来遮蔽它，旁边还盖了两座楼阁，形成了壮丽奇伟的建筑群，世间少有。于是龙兴寺成为河北名寺。在营造大悲阁的时候，有上好的木料从五台山颊龙河顺流而下，大少长短数量，不多不少，正好符合建阁所需。这个神奇的故事，被当时的僧人慧演记载下来。
宋太祖当年下令铸造的大佛，在一千多年后仍然矗立。但是大悲阁建筑群，在清末民初就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大悲阁是改革开放以后重修的。
隆兴寺中最著名的建筑是摩尼殿。摩尼殿始建于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保存至今，十分难得。当年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摩尼殿，就惊叹不已，称：“只在宋画里见过！”，“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许多精美的构造，使我们高兴到发狂！”
在摩尼殿内北侧有座五彩悬山，山上祥云缭绕，峰峦叠嶂，正中端坐着观音菩萨，面带微笑，俯视众生。由于塑像坐南朝北，和一般庙宇中坐北朝南的佛像不同，故称倒坐观音。鲁迅先生当年从日本友人处得到了倒坐观音的照片，如获至宝，将其誉为“东方美神”。这张照片，至今仍摆放在位于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书房的桌面上。
隆兴寺内，碑刻众多。比如隋代的《龙藏寺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碑刻，号称“隋碑第一”。
隆兴寺中真是珍宝荟萃，古迹众多，不愧为千古名寺。
但笔者在2018年造访隆兴寺时，遍寻寺庙，却找不到胆巴碑的实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胆巴碑的艺术成就，远高于隆兴寺中所有现存碑刻。按理说，应该重点保护，优先对待。但今日却难觅其踪。
纸张易损，而坚硬沉重的碑石不容易被损坏和移动。所以很多书法作品，我们只见碑刻拓本，而不见最初的笔墨纸本。但《胆巴碑》是个特例。纸本原稿幸运地留存在人间，而碑石居然不见了！
胆巴碑有拓本传世，说明其实体是存在过的。当然，因为纸本原稿的存在，拓本变得少有人问津，流传不广。
如果考寻文献，我们发现胆巴碑的实体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当时的学者孙星衍著有《京畿金石考》一书，列出在当时的北京周边地区所有重要的碑刻。在这本书中，他标注胆巴碑为“元敕赐龙兴寺帝师碑，赵孟頫撰并行书，延佑三年立”。这些和我们的认知相符，也就是说此时碑石尚存。
但到了道光时期，这块碑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道光二十二年，龚自珍的同门，学者沈涛担任正定知府。他工作之余，爱好探访古碑，于是跑遍了正定府，收集境内古碑两百五十多种，加以研究分析，然后写成著名的《常山贞石志》一书（正定古称常山）。但在这本书中，对胆巴碑没有丝毫提及。这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沈涛这本书里应有尽有，上自周秦，下至宋元，可谓将正定城及周边所有有名无名的碑刻都搜罗殆尽。赵孟頫《胆巴碑》这样的名碑就在正定城内的隆兴寺里，他却不加提及，这只能说明碑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没有见到。
从嘉庆到道光这些年间，隆兴寺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一块巨大的石碑，在和平时期，不应该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胆巴碑实体的下落，是一个未解之谜。
文 | 叶展
图片 | 网络
编辑 | 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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